贵州花溪法院设置1+1+1和1+2+2两种不同模式的审判团队。

一方面，被告应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需依《国家赔偿法》中的构成要件。[26] 黄玉河案中，被告与第三人各自按原因力承担按份责任，即依因果关系强度来界定损害赔偿范围。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页。[23]在此情形下，受害人遭受的是单一且不可分割的损害，各行为人应当就有相当因果关系的共同原因独立负责，或者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按比例承担分割责任。[24]《侵权责任法》第12条对此按份责任即有规定。第三，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放在统一过程进行审理，但是这并不要求必须一并作出判决。其次，需要判断行政侵权行为与第三人行为是否形成对损害结果的共同作用，需要判断行政侵权行为的介入有无阻断第三人行为的因果关系。

[34]杜仪方：《行政不作为中行政与民事赔偿的责任分担》，《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38]虽然该条文仅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完全责任，而未涉及侵权第三人，但是依国家赔偿法一般原理可知，国家赔偿不可能代直接侵权人而为，因此国家赔偿责任的规定不能阻断民事赔偿的救济渠道，受害人依然享有对直接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二）纵向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 在上述观念基础上,首先需要检讨的是作为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的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上年度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问题。

反之，则可确定死亡赔偿金的含义。（三）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计算 虽然国家赔偿法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计算标准未予明确界定，⒃但从现行法的整体秩序出发，或有籍由相关法律的规定予以厘清的可能。⒀比照Marbury v. Madison(1803)。这更能体现宪法和法律平等的保护精神[32][29]103[30]442、更合乎人格尊严的要求，具有平等的导向性和进步性[33]258。

换言之,无须修改《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只要转而采行前述全国人大李飞、许安标及武增等人所主张的少数说,前文各种指摘或许可以迎刃而解。作者简介：柳建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一般认为,此处仅须考虑能否有效实现保护目的就足矣[47]764(765)。不过,有疑问的是,在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以高于法定赔偿标准诱使受害人的近亲属进行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又继续诉讼的情形下,法院是否应依法定标准确定国家赔偿的金额,抑或是以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最初所建议的较高标准或者是调解过程中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所提出的最高标准确定国家赔偿的金额？从当下的资料来看,似无讨论。绝大多数学者或认为,就其语义而言,第34条第1款第3项表述比较清楚、没有歧义,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公民死亡的,国家有义务对受害人的继承人和其他具有扶养关系的亲属给予赔偿。近些年屡屡发生的药家鑫案等案件就是例证。

而专就死亡赔偿金而言，在学说及司法实务中居于通说地位的是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也有部分学者主张精神抚慰金说[34]216-217。由于现行法规定与各学说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龃龉之处，为此有不少批评。其中1995年施行、并经2010年和2012年两次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情形下,个人可经由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甚至信访等途径寻求救济（一次救济）。

不过,即便如此,也有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必要,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更加突出死亡赔偿金的地位以表示对受害人生命的尊重。学说上更是如此,可见本文所参引各著作。

(22)详细讨论可见柳建龙,前引文。该说认为，在公民死亡的情况下,国家支付的丧葬费以及死者生前的医疗救治费应分别计算,死亡赔偿金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

而就个人权利侵害而言,致人死亡无疑是最为严重的情形[58][59]，与之相应,其赔偿标准和金额理应最高,唯有如此方能契合事理。为此,即便存在所谓损害,充其量也仅相当于比本来死期提早支出的费用的利息损害而已[18]72。是其他权利的基础,是人权不可克减的核心之一[2][3]。①为履行上述保护义务,宪法将保护种类及范围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予以具体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21)之四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8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⒀换言之,解释者应当对作为民意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表示充分尊重,除非国家赔偿法明确要求或者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立法者在立法时本身无意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或存在此种意向,否则,不应认为其中任何一条规定的某些语句或者语词本身是无意义或无价值的。

——不过,我认为,应当认为国家赔偿法所提供的是基本保护,即其所确定的为最低标准。就此而言,上述批评仍不能得以消解。

⒃ 张红和童航在其合著的文章指出：《国家赔偿法》确定了丧葬费的计算标准，但是与死亡赔偿金一并计算，未突出丧葬费的独立性，且仅适用于国家赔偿的案件。汪本雄、金俊银《赵仕英等诉秭归县公安局行政赔偿案》，李友信、金俊银《李伟珍诉钦州市公安局以殴打暴力行为致其子梁永成死亡请求行政赔偿案》，载祝铭山《行政赔偿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83,1-98页。

1993年起草国家赔偿法时,考虑到在当时我国同时爆发了外汇赤字、财政赤字和金融赤字三大赤字,有必要确保国家赔偿之支付能力与国家的经济和财力能够负担的状况相适应，(27)故而依据抚慰性原则设置了较低的赔偿标准。就此而言,无疑也应认为《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违宪有进一步修改的必要。

张红、童航《侵害生命权之丧葬费赔偿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3期第67页。一般认为,居于通说地位的是继承丧失说。易言之,可能受侵害的法益价值越高、受侵害的程度和可能性越高,则国家赔偿标准和金额应越高。关于此种处置措施,柳建龙前引文有所批评。

虽然其后我国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保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对之并未作必要调整。就此而言,并不能凭借民法相关规定而直接确定国家赔偿法上死亡赔偿金的额度。

要求国家所采取的保护措施跟所要保护的法益和可能发生的危险的现实性和程度相适应[51]310。第三，系争死亡赔偿金规定能否有效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从而促进依法行政？这一点应无须过多赘述,因为既然死亡赔偿金现有标准过低,难以发挥其威慑力,当然也难以有效地实现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从而促进依法行政的目的。

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是在基本权保护义务释义学这一法学上的大发现或者大惊愕[41]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申言之,保护措施可以排除加害人对被害人的干预行为时,方有保护受害人基本权利权益的可能[37]30。

(24)BverfGE 88, 203 (254). (25)AcP 184 (1984) 202. (26)BVerfGE 88, 203. (27)胡康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的说明——1993年10月2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而丧葬费金额应依2003年《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7条规定予以确定。这一判断恐与实定法的规定和学界的见解多有龃龉。⑦即《国家赔偿法》（1995）第27条第1款第3项第1句。

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⒁胡康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的说明——1993年10月2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⒂ 1988年4月2日法（办）发〔1988〕6号。

一般而言，禁止过度侵害原则的审查模式通常包括四个阶层：目的正当性原则、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均衡性原则。下面逐项展开讨论： 首先,正如此前所指出的,死亡赔偿金的设置本身是具有抑制性目标和威慑作用的,尤其是合并《国家赔偿法》第31条对于追偿、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规定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而这能够促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从而防止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和权利的结果的发生,也就能够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

原决定的错误系未支持人身自由赔偿请求的,按照重新审查或者直接审查后作出决定时的上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然而,如果和民事法律规范一样将丧葬费排除在外,单独计算死亡赔偿金,则可以发现,《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不仅存在横向不平等的疑问,而且背离了死亡赔偿金的设计理念,特别是,一旦将之与国家赔偿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和侵害健康权的赔偿规定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国家赔偿法在制度设计上未能做到体系的自洽,从而存在内在不统一性。